電影中主要有兩個人，一是非裔美國人鋼琴家唐納·雪利，一是司機東尼·瓦勒隆加。整部電影最棒的地方就是對於角色塑造，唐納的出場方式很有趣，就住在卡內基音樂廳樓上，唐納穿著Halston式的斜裁輕軟的衣飾出場，在滿是藝術品的室內走出，坐在一個看起來會被放置「請勿乘坐」牌子的文物般的華麗椅子上頭。而東尼出場就是一個夜店的打手，開頭就不正當的手段取得一些無謂的蠅頭小利，對於來家中修理廚房的黑人工人暗暗流露不友善的態度，讓觀眾一開始就記牢這個人物，既暴力、又對黑人充滿偏見，他的個性展露在人前的方式跟東尼這個人一樣簡單，直接把整個人痛擊進所有人的眼中那樣的簡單。
反而是唐納，隨著劇情慢慢進行，觀眾才會從每個片段中拼出這位一出場就在高處的人，一些不安、負面和缺點，隨著劇情逐漸完整這個角色。長途車依舊上繫著完整的領帶、穿著襯衫，筆挺地坐著沒有一點一般人長途旅行東倒西歪的習慣，跟著劇情拆解這個人在完美的禮儀外殼下，是長期挺過莫名霸凌的既脆弱又勇敢開闊的內在，同時執意堅持某個框架式的原則又持續行動改革現況的行為。
這趟旅程就是互相磨合的過程，東尼用他的階層所能認知到的「好」的方式對待唐納，播放黑人音樂、炸雞和勸對方暫時妥協與忍受，當唐納被歧視，甚至因此發怒打架惹事。而唐納也是，都用自己的角度來給出善意，干預東尼偷竊和賭博的行為，糾正對方日常用詞，嘗試讓對方改掉繞口難念的姓以迎合別人符合所謂的禮貌，但當東尼被羞辱出手毆打警方時，也放下堅持妥協打給其中一個甘迺迪以脫身。
我覺得電影給出兩種關於勇敢的答案。來自移民家庭的東尼有著中下階層的習慣，對於黑人展現的不是惡劣的歧視，而是以家族族群為中心的想法，跟著主流思考覺得黑人非我族類，搶奪他們族群既有的工作機會。他的對於上層階級也沒有討好的卑微，一路上對於雇主噴著粗俗的廢話，每每展現一種打了就會痛，開心就會笑的生活態度，有種直來直往卻充滿中下階層習慣的油滑態度。而唐納迥然而異，木訥堅持到有點多餘的程度，習慣性的放棄爭執，遇到衝突兩手就攤出一個投降的姿勢，儘管不舒服始終嘗試避開紛爭，但因為外表始終會被麻煩找上，勇敢表現方式是幽微的，唐納在許多時候肯定也是感到很糟糕的，但他避開衝突不是因為害怕與軟弱，並且以非常少見的黑人古典音樂家的身份，選擇深入歧視重重的美國南方州部去演奏，。因為要自由的人，其實要負擔最大責任，選別人少走的路的人，要背附最重的枷鎖，從來就沒有人不需要抵抗重力的飛翔。
剝去了電影關於種族問題的討論，大致上還算一部好電影。主要是讓角色去對話，沒有可怕的說教式的大道理也沒有過於煽情的情節，節奏良好塞進一些衝突轉折也表達得相當好。
但關於族群討論，只達到了表面的和解。
台灣早期有部觸動人心的電影，是黃春明的《蘋果的滋味》，講述一群小人物因為被美國人的車撞，而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穫。肇事者補償受害者一些物資、錢，將對方的啞巴女兒帶到美國治療與就學，而小人物一家歡天喜地的在病房內就笑顏逐開的慶祝這次的意外。在電影裡美國人並非對小人物敬而重之才慎重對待，而是一種不想惹事的打發心態。
表面的和解，或許藏在內裡的歧視會比堂而皇之的霸凌更影響人深遠。
